被石油点燃的激情岁月-人物

曾有一个时代，一面沉浸在思想革命的沐浴与洗礼中，一面在科学技术的激流里开拓勇进。
　　
　　曾有那么一拨人，在孤独的黑夜中坚定求索，在民族苦难的阴霾下负重前行。
　　
　　科技兴国是一条不流血的革命之路，没有硝烟弥漫，也不大适合被搬上银幕。在拨云见日那天到来之前，这条路上充斥着黑暗与孤独，质疑和阻挠。筚路蓝缕，李四光一步步地走，每一步都精确到“0。85米”，将它留在肌肉记忆里。他对学生说，搞地质研究要到野外考察，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因此，“每一步的长度都要相等”。
　　
　　蔚为国用
　　
　　1894年8月，硝烟弥漫黄海海域。有着“亚洲第一”之称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溃败在耻辱之海。《马关条约》进一步昭告了国运的殇失，整个东亚格局与秩序被重塑。
　　
　　经此一役，中国各个领域具有革故鼎新思想的人，开始痛定思痛：海战决定国力胜负，海权就是主导权。然而，彼时朝廷腐败，清军“专守防御”“避战保船”，海权意识薄弱，海军的力量从根本上是站不起来的，是“纸糊的破屋”，一次次泡在注满血与汗的海水里。
　　
　　但“造船”的理想，已经在一个年仅5岁的湖北少年心里悄然生根。
　　
　　1904年5月，入武昌高等小学学堂还未满两年，14岁的李四光便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日本公费留学，学习造船机械。李四光察看矿石标本
　　
　　身在中国的仁人志士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远在东洋的革命志士，在思考如何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兵富国。
　　
　　在这样的氛围下，李四光相继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一批倡导民主革命的思想家，父亲言传身教的救国使命感，也无数次回荡在他心头。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亲口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8个字，后来也成为李四光求学与创新征程上的核心信念。
　　
　　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的热情与对革命的激情是相斥的，一个需要太平宁静的环境，一个需要热血与冲动。但在年仅16岁的李四光身上，它们不仅共存，且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
　　
　　不过，在当时那个少年心中，救国道路还未能与科学紧密联系，他的理想更接近“军事救国”。1911年冬天，李四光回国后不到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李四光毅然参加了革命，随后，湖北军政府将年仅22岁的他推举为实业部部长。
　　
　　然而，袁世凯很快上台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眼见实业兴国的蓝图一时间化为泡影，便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辞了职。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李四光愈发感到“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读书十年”。他看见“科学报国”的时机尚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不在一兵一卒。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同年夏天，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求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少留学生在战火与硝烟的夹缝中生存，李四光在学业方面的志向，也开始悄然发生转变。
　　
　　当年从日本回来时，李四光看到，中国连一座像样的铁矿都没有，而没有铁，就炼不出钢，就造不出坚船利炮。因此，他决心学习采矿专业。
　　
　　一年后，他又发现，中国的采矿业缺乏地质学的指導，就像打仗没有兵法，即便地下有矿，也不知往哪里挖。
　　
　　“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也不过是给洋人当矿工。”
　　
　　1919年，李四光获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导师包尔顿教授劝他在英国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但时逢五四运动爆发，祖国的革命热潮深深吸引着李四光。
　　
　　同年秋末，他放弃了高薪邀请，途经欧洲，辗转回国，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我对大地构造有些不同看法
　　
　　早些年在北京大学的日子里，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蜓科化石。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蜓科”是李四光自己命名的，这种最初出现于中石炭纪的微体古生物，历来是划分地质年代的一种重要化石。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李四光几乎走遍我国山川河海，通过对大同盆地、太行山麓及庐山等地的长期考察，最终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
　　
　　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上第一次对石油地质史的铁律质疑：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
　　
　　“我国有大面积的沉降带，这就有良好的土壤条件，一定能找到石油。”
　　
　　但以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中国人研究地质理论问题，摆出一副极其轻视和鄙薄的样子，认为李四光“态度十分傲慢”。自奥地利地质学家苏士之后，西方地质学界对于东亚构造的认识，要么是这块大陆发育不良，要么是语焉不详。1948年，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在英国
　　
　　李四光却愈加坚定，“从一开始，在地壳运动和地质力学的研究方面，我就不愿意跟着外国人走”。
　　
　　北伐战争开始后，北京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担任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还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等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的牌子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最终安定下来。
　　
　　1929年5月4日，一个笔名为“醉梦人”的读者向上海《生活》周刊投稿，提出“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车、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等十问。文末，作者自问自答：“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逃往重庆避难。蒋介石正在重庆，一直很欣赏李四光，遂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拒绝了蒋介石，李四光却主动到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执教的重庆大学讲课，并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辗转归国，行路难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伦敦，一个深夜，李四光将一些文章手稿、几本地质书、护照、几件换洗衣服及5英镑的旅行支票郑重地塞进一个小公文箱，然后嘱咐夫人许淑彬把原来买的船票退掉，先搬到剑桥和女儿一起住，等待他的消息。
　　
　　普利茅斯港是一个货运港，从那里乘船去法国，不容易引起注意。彼时，战火刚息，开往远东的船非常稀少，一旦错过，至少等半年才能有机会回国。
　　
　　早在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到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便留在英国做地质考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