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地鸡毛好句子汇集100条
赏析汪曾祺《鸡毛》
汪曾祺先生的《鸡毛》虽短但经典，要如何进行赏析呢？下面来看看!
【第1句】：故事梗概
汪曾祺先生的《鸡毛》，根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大学的见闻经历加工而成，写出了文人眼中的市井百姓生活的原味。
故事表述以笔记兼散文的格调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经济系学生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琐碎故事。金昌焕在毕业离校前，偷吃了以养鸡、缝洗衣物为生的寡妇文嫂的鸡并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直到金昌焕毕业“不声不响”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焕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才知道是金昌焕偷了她的鸡。
【第2句】：人物形象
文嫂。文嫂不是西南联大在册之人，新校舍的建设占地，使她这位寡妇与西南联大中的“先生们”有了生活的交集。文嫂人很老实。一个“很”字进行了有力度的概括。让文嫂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中又提到“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简洁的文字描写，反映文嫂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则的性格。
金昌焕。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冷漠的表现是：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吝啬的表现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功利的表现是：追求女同学送戒指，括号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第3句】：小说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二)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与增构。小说《鸡毛》写于1981年6月6日，此时xx已过，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十年劫难后，社会的目光已从高涨的运动场转向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作家以独到的眼光，于平淡中开掘出此学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这种描写与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学生群体被赋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领社会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进行了消解性的质疑与反思。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用普通人的话：“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直觉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们”“真实”的一面时，常常说“可怜”。这种从正面形象的舞台中挖掘的反向、阴暗面的写作风格，不仅是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增构。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对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生存苦难、消解苦难的方式的洞察与理解。古今中外，很多文学作品在表现人对苦难的承受及消解方面，可以梳理出许多方式，有忍耐的，有抗争的，有“逆来顺受”的，还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等等。《鸡毛》中的文嫂作为平民的立场，处在社会底层，在面对“被偷鸡”“女婿因车祸死亡”，生活艰辛的多重苦难时，其消解苦难的唯一方式是哭诉，如秦香莲在公堂上哭诉忘恩负义的陈实美一般。小说是这么描写的“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对苦难的忍耐要比常人要厚实些，但也有个爆发点或者说是哭诉点，苦难一旦积压达到临界点，一触即发，如文嫂发现金昌焕偷吃了自己养的鸡，便是苦难积压的极点，心里的堤坝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农村妇女的`文嫂，不但哭说、哭诉，而且是很悲痛、极伤心的表达出来“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和无告全都哭出来”。哭出来就好，说出来就好，把内心的压抑、难受、难过、委曲、不平，全都和眼泪如倒豆子一样倒出来。这就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生存苦难、消解苦难的方式――哭诉。这种方式大多发生在妇女身上。
【第4句】：艺术特点
(一)“疏朗清淡”。通读《鸡毛》，感觉没有主题，也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名为《鸡毛》，只是在小说最后提到三堆不同色的鸡毛，提到便收场了。小说全文，全无拘束，如行云流水，信手拈来，不淡不烈，文字朴素干净，不张扬不古板，以自然的东西反映人物最真实的心理和脾性。正如作家说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承载着写作者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怀，鲜明的个性，潜蕴的心态，强烈的渴求。今天我们常常心痛地读到许多学生作文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或者语言中不中不西，怪语异调，再者是要么语言贫乏无味，要么杂乱无章，文理不通。总之，读汪曾祺先生的《鸡毛》，我们眼前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写文章，而是一支灵魂出“窍”的笔在无动于衷地写东西。所以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正如汪曾祺先生讲的“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是形式……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树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鸡毛的语言，正如汪先生所言。
(三)笔记体兼散文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先生讲过“我写短篇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于缕，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记事部分我都很喜欢。”鸡毛属笔记体小说，笔记是一种“混合型”体，其特殊功用具有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不知汪先生起题目是随意还是大有深意，到了文章的最后，才提及鸡毛，而全文又不仅仅是写鸡毛，从题目就反映了散文的特点之一。说《鸡毛》为笔记体，该因其文字叙事简要，不说废话，点到即止。华丽、浮澡之词极少，多为平话，实话。
汪曾祺《鸡毛》读后感
这篇很有趣，根据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学的见闻经历加工而成，写出了文人眼中市井百姓生活的趣味。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的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的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的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啯啯，啯啯”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齐齐，站在门槛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
这段描写母鸡们生活情态的文字简直太有趣了，我们的眼前仿佛真有这样一群叽叽咕咕的可爱的母鸡，活活泼泼的找食，小眼睛滴溜溜的转个不停，爪子在土里飞飞的刨来刨去。不知谁刨出一条虫子，附近的.几只母鸡看到了立刻撒丫子峰跑过去，只看到一群翅膀的扑扇，尘土飞扬，然后一只母鸡从鸡群里冲出来，嘴里衔着战利品。但其他的母鸡都不甘示弱，它们紧跟上来。它走哪儿，它们也走哪儿。得胜将军干脆一仰脖子，把虫子吞下肚去，然后满意的在地上左左右右擦擦嘴壳。其他的母鸡看到没指望了，也就散了，好像也不失望，因为它们马上又开展新一轮的觅食活动了。我也好喜欢鸡，有时候很调皮，有时候又很逗，如果它们可以改掉随时随地大小便的毛病就perfect了!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人认为“很怪”。
可能那时候的大学生更追求个性吧。因为战乱，学术上的规矩较少，不管是学术还是搞学术的人的生活都很自由，所以那个年代才出了许多所谓的“怪人”。但他们的怪并不会让人觉得不能交往或接触，反而觉得他们有特点有个性。而现代的人虽说喜欢把个性挂在嘴边，但很多时候所谓的追求个性、时尚不过是照样子描画罢了，人云亦云，看似很有个性，其实是在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中迷失了自己的个性。
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枝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呵呵，这也是“怪人”之一吧，多有个性啊，连吃肉都这么与众不同。呵呵，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二台有趣了。汪曾祺先生真是可以把人写活啊。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凹形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一下。她的扫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我看到这里时，觉得真是写的太妙了饿!之前不着声色娓娓写来似乎规规矩矩的金先生竟然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偷鸡贼!呵呵，他也伪装的很好，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事。最后汪先生自己也忍不住了，在文末的时候说道：
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怎样宰了，怎样煺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汪曾祺的散文赏析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期间，“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期间的一个春节，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先生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好了，要和读者们说再见了。汪老是一代宗师，笔者阅读不广，能力有限，很难将汪老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一一向读者梳理出来，赏析到位。只是由于对汪老的喜爱，才斗胆写了这样一片文章，望读者见谅。末了，试用汪老似的语言来做个结吧——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
汪曾祺散文的赏析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汪曾祺散文的赏析，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汪曾祺散文的赏析一
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学思想衍生出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一种朴素自然、平和淡远、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饰的艺术境界。
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他的小说和散文总给人一种“淡淡的滋味”，却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谓是闲适冲淡中孕育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是真情、真语言。平淡致远，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文风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来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每到一处，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乐。人皆爱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却难。汪曾祺深知个中滋味，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饮食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境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作者回忆故乡美食的文字，如《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这些儿时的食物，一经作者生花妙笔点染，不仅骤成妙笔，还令人顿起游子之思。
《端午的鸭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韵又凝结着浓烈民俗乡情的散文。是对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读，是对家乡情怀的慨然诠释。
先生以“家乡的端午”开篇，直接切题，用“很多风俗”引出下文。于是，在他的笔下，一系列端午风俗就走入了我们的视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等等。这人有我有，人无我有的风俗，在先生看来，都成了他最珍贵的回忆。因此，行文流水，如话家常，如数家珍，于自然、平淡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真爱和对故乡的怀想。
最让先生颇感自豪的还是家乡“著名”的“鸭蛋”， “著名的鸭种”、“善于腌鸭蛋”的高邮人、大都市店铺里的鸭蛋、别处没有的双黄鸭蛋、质细而油多的高邮咸蛋，甚至用鸭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成为他不厌其烦并引以为自豪的表述对象，以至于对对方的“肃然起敬”和“称道”也不屑一顾。 “惊奇不已”、“确实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等等语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悦跃然纸上。甚至于引用了袁枚的文字还不甘罢休，还要罗列种种吃法，并用北京的咸鸭蛋和故乡的咸鸭蛋比对。“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八个字符，一个叹号，直白而朴素的话语，幽默而爽朗的声音把先生对故乡的厚爱铺满了整篇文章。“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拖着长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时吃鸭蛋的情态出神入化般地描绘出来。我们从这里深深感受到先生对儿时生活的怀恋和追忆，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儿时的影像在他的笔下显示出了独具风格的魅力。而他那简约、传神、清新、鲜活的语言特点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和艺术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在作者谈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笔调，写出了人世间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于平淡中显现奇崛，风格灵动淡远，处处透着对这世界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
汪曾祺散文的赏析二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着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标志的散文，更应是如此。最近，我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独具，充满着淡、雅、趣、情，应是这样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语言个性突出，看似不经意，实则细经营，往往在娓娓道来中蕴含着诗情画意。正如湖南评论家凌宇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读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语言恬静质朴，读之有一种平静之感，有心静如水之境，而这种平淡之中却藏大韵味，尤其从他的大多的散文开头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读如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到：“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在《观音寺》一文中写到：“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这好似在与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种宁静之美，而这种宁静，正是先生对语言驾驭的娴熟高超与生活体验的细腻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话还大白话”，读后却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还比如，在《跑警报》一文中，他引用了两副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汪曾祺先生这种通过叙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现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处。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个原因是文章饱含着趣味性，如他一组写饮食、写果实的作品，写的有味儿，把生僻的名词插上情趣的翅膀，让人增知识、见世面、添口味，写长沙的臭豆腐还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句“大白话”，更为文章通篇添趣儿。在《天山行色》一文里，写吐鲁番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全国第一，各种品种无不极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鲁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为无皮可吐。--不但不吐皮，连核也一同吃下，他们认为葡萄核实好东西。北京绕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未免少见多怪。”从文境趣味性这方面相对比，汪曾祺先生应比同样写饮食闻名的大师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筹呢。
文无情难为好文，散文贵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种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写家乡江苏高邮、写西南联大老师、写同学、甚至写饮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饱满情深，写父亲，“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写父母的相亲相爱之情，“母亲去世后，父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笔中有情，“情”现纸上，这种“情”，不仅是一个作家对亲人、故乡的爱，更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笔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离世，在七十七岁生涯中，以写短篇小说闻名见长，写散文自己评价“是副业”，但他的散文却有返璞归真的境界，有静幽致远的雅致，有淡定从容的文华，在我国文坛上应该是别具一格，闻名遐迩，这与他对创作的认识、坦诚的态度是一体相通的，他说：“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这应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内置特色。
汪曾祺散文的赏析三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